我父亲，50岁带病在身，买不到适宜的商业健康险

几年前，他想给父亲买一份健康保险，无奈却因体检报告上的一些小毛病而被各种苛刻条款劝退。

一直以来，包括重疾险、百万医疗险在内的商业健康险产品，出于风险和收益的考量，都将高龄群体、带病群体排除在外。这就使得那些已经患上疾病或出现疾病苗头再想买保险的人，往往陷入追悔莫及的尴尬境地。

不过，这并不是一个贩卖焦虑推销保险的故事。

事实上，目前市面上已经有一些带病群体可以投保的健康险产品，包括近几年各地政府力推的惠民保，但由于种种局限，并不能很好地满足像张凡父亲这样的人群的需求。

由于工作关系，张凡对医疗健康行业有了更多了解。今年两会期间，有政协委员建议推动普惠保险创新，满足带病体人群医疗保障需求。他看到消息，联想到自己给父亲买保险的经历，当年的困惑再次袭来——生病之后想买保险为什么这么难？

他和多位保险行业从业者深谈，试图寻找答案。以下是他的自述。

想保的不能保，还得多花钱，这保险我不买了

一位保险经纪人朋友告诉我，中国人总在近距离感受到健康威胁之后，才会生出买健康险的念头，连她自己也没能例外——当年还未进入保险行业时，一位同事生重病，让她大受触动，立刻为父母买了一份健康保险。

我也是如此。母亲查出癌症，治疗结束后，医生宣布：接下来定期复查即可，只要5年内不再复发，就达到了医学上的治愈。整个家庭终于从放疗、化疗带来的令人揪心的阴影中解脱，之后，父亲为之前没有给母亲购买一份健康保险而懊恼，为防范于未然，也给我买了一份商业健康险。

感动之余，我意识到，50岁的父亲比我更迫切地需要一份健康保险，既然他舍不得为自己买，那就让我来吧。谁让我是他们唯一的孩子呢。

当时是2019年底，刚好有位校友在一家外资保险公司上班。他告诉我，健康险大致可以分成重疾险和医疗险，前者属于给付型保险，投保成功之后，在约定期限内每年自动续保，保障终身，一旦确诊，保险公司即会理赔参保时约定的相应金额，轻症、中症可以多次赔付，且不影响重症赔付；而医疗险属于报销型保险，在满足理赔条件之后，在医院花掉多少就能按约定比例报销多少，承诺保额上限多为百万级别，所以核保（即保险公司确定参保人是否可以购买此份保险的过程）一般更为严格，而且一年一承保，连续性相对较差。

他们公司健康险产品的特点是严核保宽赔付，以父亲50岁的年纪，需要提供体检报告，或去保险公司体检作为健康告知。提交购买申请后还要等待核保结果，核保通过则保险合同成立，以后一旦需要赔付，会非常方便快捷。

“好专业啊！”我不由得感叹。在老家，我印象中，买保险时的健康告知环节常常名存实亡，保险销售为了交易成功，通常会告诉承保人：“所有选项都勾‘没有’就可以了。”而一旦这份保险进入理赔阶段，就是扯皮和麻烦的开始。

这让我想在这家外资保险公司为父亲买健康险的念头更加强烈。

考虑到父亲有职工医保，购买健康险的根本目的是为了防重疾，结合我的收入情况，我选择了赔付15万那档的重疾险，一年的保费为9600元，需缴费18年。如果被保险人直到身故也没有发生赔付，保险公司会返还15万元。

虽然父亲极度反对，但我还是找来了他最新的体检报告，一张张拍照、上传，在校友的指引下，一步步进行保险购买操作。

体检报告显示，父亲的身体已经不是很健康，幽门螺旋杆菌阳性、脂肪肝、肝囊肿、心脏传导阻滞、高血脂、甲状腺结节、肺结节……但我并未太在意，因为这些症状很常见，除了幽门螺旋杆菌正在吃药治疗，其他异常，医生都说注意饮食、多锻炼就好，没什么大事。

而且，父亲未患糖尿病和高血压——此前校友提醒过我，以父亲的年龄，糖尿病和高血压几乎是投保的绝对禁忌。

但现实给了我沉重一击。几天之后，校友告诉我，核保结果出来了，父亲可以承保，但目前出现问题的脏器会被“责任除外”。用大白话来说，父亲目前有小毛病的这些器官如果日后出现重疾，保险公司不会理赔。此外，经过综合评定，保险公司认定为父亲承保需要承担较高的风险，就是要加钱，这样一来，每年的保费在2万元左右。

宛如一盆冷水迎头泼下，我完全不能接受也不理解这样的结果。怎么形容当时的心情呢，有茫然、难过，还有些许愤怒。

“医生都说这些疾病没什么大问题呀？”我的语气饱含了质问。

“很多人都有这种误解，因为保险公司的标准和医生的标准不一样。”校友说，“你想一想，医生告诉患者现在没什么大事，以后万一出了事，医生会为患者的医药费负责吗？不会。而保险公司一旦承保，患者之后如果患病，保险公司要付出真金白银，所以一定会比医生更加严控风险。”

但他的解释完全不能说服我，仔细算下来，每年2万元左右的保费乘以18年缴费年限，保费总额远远超过了确诊重疾后可以赔付的15万元。而且，父亲的胃、甲状腺、心脏、肝、肺全部被责任除外了，还能有多少得重疾的概率？购买这份保险的意义又在哪里？

思考一个晚上之后，我退掉了这份重疾险。

鸡肋般的“带病体保险”

我没有迁怒于校友的意思，现在想想，我们只是各自所处位置不同。对风险的不同理解，或许是投保人和保险公司之间永恒的天堑。

当我对医疗行业有了更多认识，我对当年买保险的遭遇理解更深了。健康险的首推人群是健康人群，也就是行内所称“标体”。但如果承保人没那么健康，处于将要达到疾病的程度，比如临界高血压，危险等级低的小结节，就可以归类为“非标体”。再进一步，就是父亲这种“带病体”。

2020年以来，全国多地大力推广惠民保，投保无需任何健康告知，也没有等待期，这意味着既往症人群也可投保，相比以往商业健康险将老年群体、带病群体拒之门外，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但它仍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带病体保险，因为存在可保不可赔、赔付比例打折等问题。

站在投保人的角度，真正的带病体保险，其目标客户群体应该定位于“带病体”。比如此前曾经概念大火的糖尿病保险。初诊糖尿病的患者可以购买这款保险，如果糖尿病进展到终末期，比如产生了视网膜病变，即可获得赔付。

国内某一线保险公司针对这款产品做过市场调研，该公司健康险部副总经理王远（化名）有点哭笑不得：“初诊糖尿病患者都很有信心，认为自己绝对不可能发展到终末期，买这种保险等于扔钱，就连我们自己公司的同事都不愿意买。”

他提到，吸引力不够的另一个原因指向数据的缺乏，导致带病体保险的产品设计不够精细。

糖尿病作为内分泌疾病，后期会累及眼睛、肾、心脏等多个器官，引发多种疾病。从初诊到发展成终末期，多少人患病1年后出现了哪些并发症，多少人3年后出现了哪些并发症，如果能掌握这些数据，就能测算出各类并发症发生的比例，保险产品将糖尿病可能引发的所有病种都纳入承保范围内，对目标人群的吸引力可能更大。

多位业内人士告诉我，其实在惠民保之前，带病体保险在业内早已有之，多为类似糖尿病保险的单病种险，但销量很不好。

“一个致命的问题在于难以精准定位目标客户群体。”某保险服务运营商负责人吴齐（化名）说，“比如我们在做的一款面向乙肝病毒携带者的乙肝抗病毒带病体保险，假如在马路上发传单宣传，有10个人会注意到，但其中可能1个乙肝病毒携带者都没有。”

只有医院是面向带病体保险的最佳销售场所，但保险销售是一种商业行为，在医院里销售保险，似乎永远无法大张旗鼓地进行。

其次，就算医院愿意对保险销售敞开怀抱，也没有人真正有动力去做这件事。

一线的保险销售员/保险经纪人往往没有底薪，收入全部来自保单的佣金。“售价几百块的一份医疗险，给到我们的佣金可能就十块、二十块钱，理赔时的快递资料费都不够，单病种带病体保险的价格和医疗险在同等区间，早年甚至有赠送的，佣金都不算高。”一位销售说，“重疾险的保费更高，给到我们的佣金也更高，但带病体重疾险的费用高于普通重疾险，保障责任要弱一些。”

更重要的是， 带病体医疗险的理赔成本高，在客户不信任、没做好健康告知的情况下，理赔有很大隐患，“我们目前还是以健康人群为主。”

让本身在医院工作的人员帮忙推销或许是个路子，但是存在违规风险——早在2008年，原卫生部医政司就曾下发通知，禁止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通过医疗服务宣传、推销和代售保险产品，禁止接受保险产品经营单位为推销产品而给予的馈赠。2021年，国家卫健委印发的《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廉洁从业九项准则》再次强调，严禁向患者推销商品或服务并从中谋取私利。

“从市场的角度来说，带病体保险始终难以落地。”那位保险销售员断言。

互联网保险中介公司的精准推送，能够对定位目标客户群体起到一定作用，这也是保险公司热衷于与其合作带病体保险的原因，但有效风险控制手段的缺失注定无解。

吴齐举了个例子，乙肝导致的肝硬化，有百分之七八十转化为肝癌的可能，但在现有的医疗水平下，只要乙肝病毒携带者按时服用抗病毒药物，就能避免肝硬化。“然而保险公司都不敢保乙肝携带者的肝癌，因为依从性管理跟不上——你怎么知道他有没有按时按量吃药？也没法管理。”

缺乏有效风险控制的后果是风险事件概率的飙升，而保险公司终究要以盈利为目的，规避风险是他们的一贯追求。所以市场上出现了一些纯属忽悠的带病体保险，吴齐告诉我，比如一些防XX癌症复发险，业内人士仔细看条款可以发现，只要是符合投保条件的XX癌患者，基本上没有复发的可能。

市场有需求，保险公司有动力，然后呢？

换个角度，假如我是保险行业从业者，我完全能理解他们在带病体保险这件事情上面临的困境。

但从需求侧来看，据统计，我国慢病人群已达4亿，65岁以上人群发病率超过60%。而年龄超过55岁，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的群体，能够选择的健康险种类很少。这个健康风险最高、疾病负担最重，并且由于身体原因，获得劳动收入的能力相对较弱的庞大群体，反而得不到充分的医疗保障，我不知该如何理解。

水滴公司合伙人冉伟曾公开表示：在水滴保平台上咨询或尝试购买各种健康险产品，但因为身体原因无法投保的用户，接近千万量级。

按理，这应该是保险公司的机会。就如王远所说，“做成了必定是爆款。”

不过，这种对市场的乐观判断在一线保险经纪人那里受到了质疑。保险经纪人蒲妍（化名）告诉我，国人的保险意识仍旧很差，“一个人的身体是无价的，但很多人完全没有风险意识，一年300块的百万医疗险甚至100块的普惠险都不愿意买。大家都在赌概率，或者说赌运气，那种大病肯定轮不到我吧。但事实是朋友圈每天都有人转发水滴筹的链接。”

惠民保火热的时候，她建议老家的一些朋友买一个，“也就是一顿饭钱的事”，没想到朋友压根不知道惠民保，最终也没有买。

我想，主要还是因为绝大多数人已经有了基本医保，在没得重大疾病时，基本医保基本够用，也就没有再买其他保险的动力。

有人会拿车险和重疾险做对比，同样是商业险，而且保费偏高，2020年中国车险总保费收入超过8000亿元，重疾险则不到5000亿。是身体不如汽车金贵吗？那倒未必。其一，有车人群支付能力相对更强；其二，交通事故可能造成第三方人身财产损害。还有一点，车险理赔条款不像健康险那么复杂，相对不容易碰到“这不赔，那也不赔”的情况。

诚然，商业健康险不同于基本医保，甚至不同于获得政府大力支持的惠民保，不具备强制性和普惠性，必须对成本和收益斤斤计较。尤其是对赔付率更高的带病体保险而言，风险把控的要求也更高。但商保机构又不像医保部门，可以运用丰富的行政手段来实现控费目标。

“数据缺失”是业内谈到带病体保险研发时会反复提及的困难。这是医疗卫生体制使然，我国患病及用药数据均掌握在医疗机构和医保部门手中，商保参与程度相当有限，在医疗费用支付中的占比也较低（目前约为5%）。因此，商保市场主体难以获取带病体医疗及病程等相关详细数据。

在吴齐看来，事实似乎并非完全如此。以一款卖了4000万单的健康险产品为例，如果以30%的赔付率来算，就是1200万人的疾病数据——承保人因何患病、有没有治疗、治疗效果如何等等——但保险公司对这些近在眼前的数据却“视而不见”，被录入系统、进行数据统计和分析的数量是0。

“只要一款产品没有超出精算出的理赔成本率，公司能够盈利，就算完成了任务，他们不太有搜集、整理数据的动力。”吴齐说。

尽管当前市场供需充满诸多矛盾，让人困惑，王远仍然看好带病体保险的前景。他认为，随着健康险市场集中度的提高和互联网健康险的快速普及，行业竞争越发白热化，加之老龄和慢病群体的迅速扩大，传统健康险产品增量已经有限。哪怕是出于持续盈利的考虑，保险公司也需要布局新的业务增长点。

蒲妍也清晰记得，赶在《重大疾病保险的疾病定义使用规范（2020年修订版）》落地之前，保险业疯狂营销，甚至掀起了旧版重疾险“抢停售”潮，“相当于这部分需求被提前释放了，之后的购买需求大幅下降，现在则处于缓慢回升的态势。”

一些业内专家认为，带病体保险的前景在于保险产品和医药之间的链接。

还是之前提到的慢病人群难管理的问题，至少目前，仍未出现真正有效的健康管理手段，但保险公司可以通过和药企合作，完美规避风险。

比如一些高血压带病体保险，只要患者购买保险指定的高血压药物，相关药费就可以报销。

“这种带病体保险的赔付率可以达到98%、99%甚至超过100%，实质是把患者的医药费变成保费。”吴齐算了一笔账，2020年中国直接医疗支出约为4.3万亿元人民币，其中个人支出有2万亿元，这2万亿里的大头都是慢性病患者的药费，如果哪家保险公司能“揽下”这笔生意，随便和药企谈一点折扣，轻轻松松就将收获几十亿的保费收入。

在药品集采和医保谈判的大背景下，一些原研药企推动这件事的积极性也很高，比如将未进集采或医保的抗肿瘤药物纳入健康险可赔付的药品名单，这样一来，药品的院外销量就能上升，换一种路径实现药企销售目标。

看起来，带病体保险还是存在发展空间的。只是这种“保险+医药”的模式下，如果赔付率接近甚至超过100%，保险产品几乎确定不盈利甚至亏损，就不符合射幸原则了。倘若亏损过大，可能引发金融风险。据我了解，去年监管部门已经对“药转保”亮过红灯。所以，未来还需进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