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疫获刑4年的货车司机仍被监视居住，几亩地玉米是全家的仅有收入

时至四月，辽宁绥中进入春耕节气，贺宏国也到田里播下三亩玉米。再审没进展，监视居住之下，这几亩地的玉米或许是他未来一年仅有的收入。

贺宏国是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人，2021年，他和大舅子韩东开始合伙跑卡车。2022年1月，一次远程货运后，两人因行程报备问题，终究以波折流行症防治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

判定收效后，两人没有上诉，一向处于被监视居住的状况。没办法跑车的这一年，日子也过得窘迫窘迫。

2023年1月8日，我国对新冠病毒感染从“乙类甲管”变为“乙类乙管”。最高法等五门联合发布告知，对违反新冠疫情防备、控制措施和国境卫生检疫规则的行为，将不再以波折流行症防治罪、波折国境卫生检疫罪科罪处罚。

尽管韩东和贺宏国一审被判之后没有上诉，案子已处于结案状况。但方针的变化仍是让两人燃起了希望。新政宣布之初，两人就以“法院确定现实有误，适用法律过错”为由，向绥中县法院提交了再审请求。此刻，间隔一审判定现已曩昔了63天。

3月28日，在第2次监视居住到期后，绥中县法院向贺宏国和韩东下发了第三份监视居住决定书。关于两人的再审请求，绥中县法院表明“仍在审查中，很快会有音讯”。

3000斤玉米是去年的仅有收入

三月底，在绥中见到贺宏国时，他正在家对面的小沟旁劈柴，妻子韩迎春在旁边利落地整理着干树枝。看到记者，两人停下手中的活计。贺宏国一米八上下的个子，斑白的头发剃得很短，黑色的条纹毛衫外面套了一件洗得发白的黑棉衣。

他略显局促，似乎不知道该怎样打招呼。“晚上冷，得烧坑，要不睡不着。”比较默不做声的贺宏国，妻子韩迎春要健谈得多。在曩昔的400多天里，贺宏国和妻子女儿一向生活在加碑岩乡，这里是间隔县城最远的乡镇，买菜要到几公里外的集市，去县城只需一趟下午两点半就按时收车的公交。韩迎春说，住在这里的优点便是省钱。

贺宏国家里的老屋有两间房，进门五六平米的门厅既是连廊，也是厨房。除了在外上大学的儿子，夫妻两人带着女儿挤在一间不到10平的房里，另一间住着贺宏国的爸爸妈妈。

这一年，贺宏国变得愈发不乐意和人说话，没事就干躺着，要么发愣，要么玩手机，他常常懊悔最初去了绥芬河，“老的老，小的小，没有收入，要怎样生活？”没办法外出跑车，夫妻两人去年仅有的收入，便是卖了不到三千斤玉米。

贺宏国和韩迎春回加碑岩乡生活后，也给女儿办了转学。周围的人大多对他们表明理解，但也有人会对着女儿指指点点，“看，这便是贺宏国的女儿。”每次听到，女儿都要回家跟母亲叨叨。让韩迎春幸亏的是，女儿大大咧咧的性情从不往心里装事，“就怕孩子呈现心思问题。”

贺宏国的搭档韩东也有相同的烦恼。

被监视居住的日子，韩东满脑子是“我要是进去了，这个家该怎样办？” 两个白叟，两个孩子，还有房贷，这些担忧让他睡不踏实。

之前，每次跑车后回家，韩东的两个孩子都抢着和他谈天，有说不完的话。现在每天在家，孩子们却很安静。“我儿子高三，他说我要是终究被判刑就不上学了，去打工赚钱。”

自己悄悄哭往后，韩东告知儿子，“你现在什么都不必想，即便我去服刑了，卖房卖地都会供你读书。”韩东这辈子没什么文化，他不能让儿子也和他相同。“我妈看见我就哭，所以我也不敢总回老家，就在县城的家里呆着。”韩东说。

韩东也曾测验出去打零工，“就扛了两天沙子，挣了300元。”长时刻零工对作业时刻有要求，不能矿工，由于监视居住要随传随到，韩东没办法保证这一点。

贺宏国的卡车挂靠的鑫浩源运送车队。他从绥芬河回来的第二天曾到车队就事，触摸过他的司理过后没有感染

送往绥芬河的包心菜

在贺宏国和韩迎春的婚姻里，性情爽朗的韩迎春是家里的主心骨，贺国宏在外奔波赚钱，她管着孩子，照顾白叟，操持家里大大小小的工作。

监视居住的一年来，韩迎春怕老公压力大，时时宽慰他，鼓舞他多出门，散步也好，找人谈天也好。反倒是最喜欢“凑伙伙”的韩迎春，现在怎样也“叫不出去”。每天干完活，她和贺宏国早早回家。吃完饭，两人就躺在床上“烙烧饼”，“睡不着的时分，我就在想，工作是怎样发展到这一步的？”

时刻回到2022年1月22日，韩东和贺宏国从武汉拉了一车包心菜送往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当日傍晚6点多，他们经过绥中县，在当地做了核酸，略作休整后，就又动身了，“连家都没顾上回。”路上，核酸成果出来了——阴性。贺宏国安了心，在此之前，他有些伤风症状，鼻子“不得劲”，但核酸成果一向是阴性。

顺畅赶到牡丹江市后，他们这趟行程本该就此结束。可贺宏国收到配货人音讯，让他们持续将货品送到牡丹江市代管的县级市绥芬河。所以，两人先卸下半车包心菜，又配了半车胡萝卜，当晚开到绥芬河将货品卸下。

“在绥芬河卸车的时分，咱们都没下车。”这是让韩东最困惑的地方，他不知道自己和贺宏国是在哪里被感染的。在绥芬河所做的核酸，两人的成果也是“阴性”。

预备返程的时分，贺宏国又接到一单生意，货主让他们去同为牡丹江市代管的县级市东宁，拉一车玉米送到辽宁省锦州市。锦州间隔绥中只需不到3个小时的车程，两人爽快地应下了。

1月25日凌晨，韩东和贺宏国到了锦州，在锦州港卸完货，当日下午2点左右回到了绥中。韩东和贺宏国的户口都在老家村里，疫情之初，每个村民小组都建了微信群，发告知、通报都在群里。两人每次出车回来，都需求在群里报备。

韩东在群里报备了从锦州回来的信息，贺宏国也由妻子进行了报备。回来时，锦州没有疫情，所以韩东和贺宏国没有再做核酸，就各自回家了。“没有人问，也没有人要求咱们去做。”贺宏国说。

1月26日，韩东刷视频时看到了绥芬河迸发疫情的音讯。他还幸亏，脱离得及时。过后，韩东检讨，自己仅有做得不到位的是，从手机上看到绥芬河迸发疫情后，没有及时报备自己去过那里。

贺宏国乃至没有关注到绥芬河的疫情，他很少看新闻，也不怎样刷视频。他更没有想到自己后来会和绥芬河疫情联络在一同。

据韩东所述，看到绥芬河迸发疫情后的第二天，他曾约贺宏国一同去做核酸，但由于贺宏国住的较远，交通不便，就拒绝了。

直到2022年2月7日，绥中呈现了一例新冠肺炎病例。

贺宏国被判刑后，为了省钱，他回到老家和爸爸妈妈一同生活

关于感染源头和瞒报

感染者是韩东的小舅子。2月2日，韩东去其家中聚餐。“去之前我专门做了核酸，拿到阴性成果才去。”韩东说。

2月8日，绥中县告知全员核酸，同时，相关经营场所被要求暂停营业，公共交通实行控制。当天，韩东作为密接被拉走阻隔。同一日，贺宏国核酸成果异常被阻隔，随后两天，贺宏国和韩东的核酸成果相继显示阳性，两人被送入定点医院医治。

2022年2月11日，葫芦岛市新冠疫情防控作业新闻发布会通报，经中疾控基因测序比对，当地首发病例感染病毒株与绥芬河市疫情早期病例高度同源。

与此同时，绥中县公安局找到正在医治中的韩东和贺宏国，经过视频方式分别给他们做了笔录。两人这才意识到，工作开始严重了。

2月24日，葫芦岛市举行疫情防控作业新闻发布会，宣布查清了疫情的源头是两名从前去过绥芬河的卡车司机。

到现在，关于源头的确定，韩迎春还觉得困惑，“我和女儿一向没阳，咱们和他是最密切的触摸者了，假如源头是他，咱们怎样没被感染？”

韩东的代理律师对“源头”的确定也提出过异议，他曾在开庭时表明，韩东从绥芬河市疫区回来后，经过 17 天才被确诊新冠肺炎，并不能合理扫除韩东从疫区回来绥中县时并未感染新冠肺炎，不扫除其回来绥中县后感染的可能。

医治中的韩东得知自己和贺宏国被确定为引发绥中县疫情的职责人时，榜首反应是“自己有职责，但并大”，由于“主观上并没有成心隐秘行程，也没有瞒报”。“我手机也没关机，也没有换手机换卡。”韩东说。

贺宏国则很冤枉，“咱们都没症状，确诊时刻间隔咱们从绥芬河回来现已曩昔两周了。”不过两人没有对职责确定提出异议，他们心里的主意是，尽管不是成心引发了疫情的传达，但的确去过绥芬河。

韩东与贺宏国的工作产生后，绥中县加强了对卡车司机的管控。和韩东同乡的卡车司机李伟回想，从2022年3月开始，从绥中县脱离的车主需求做三次核酸，还要社区开具“卡车出车”证明，返乡后需求供给行程码、健康码、核酸证明和接收证明，假如途径涉疫区域，还要经过14天会集阻隔、14天健康监控才能正常活动。为了避开繁琐的手续，李伟有一次脱离绥中4个多月才回家。

2022年9月29日，绥中县检察院向绥中县法院提起公诉，指控韩东、贺宏国得知绥芬河迸发疫情后，未实行疫情防控相关规则，未对去过绥芬河的行程进行报备。

“是否瞒报”成了案子争议的焦点。

韩东和贺宏国所在村子的防疫人员在承受查询时表明，曾在微信群里发布过“外省市返乡需供给健康码、行程码、48小时内核酸证明、从何处返乡”的告知，韩东和贺宏国的妻子曾在微信群里报备过锦州行程和核酸证明，但没有上报14天行程。

韩东和贺宏国表明，并没有隐秘自己的行程，之前出车回来，便是最终一站是哪里就报备哪里，从来没有要求要报备悉数的行程，“咱们从绥芬河回来的时分，那里还没有产生疫情，按照当时的防控方针，是不需求报备的。”

深一度记者采访的多名卡车司机证明了贺宏国和韩东的说法——从哪里回绥中，就报备哪里，并没有对行程码、健康码、核酸做硬性要求。“咱们都是到处跑，假如报备14天的行程，那得写多少？”卡车司机徐光说，2022年2月8日之前，他跑车从外地回绥中，只偶尔鄙人高速时会有人问从哪里回来的。社区群里尽管发过告知，但没有做强制性要求。

贺宏国那辆车头为咖啡色的加挂卡车，挂靠在鑫浩源运送车队的名下。车队负责人黄司理在承受深一度记者采访时表明，贺宏国和韩东的工作出来之前，卡车司机们回绥中并不需求报备，下高速也根本没有人管。

黄司理最终一次见贺宏国，是其回绥中的第二天，“他到车队来算账，但年前咱们车队和他触摸过的人都没有被感染。”当天，贺宏国还去接种了新冠疫苗第三针。

针对两人是否瞒报的说法，判定书显示，一位流调人员作为证人承受查询时表明，曾在1月28日给贺宏国打过流调电话，问询其近期是否去过绥芬河，她印象中贺宏国的说法是“一个多月前去过”。

对此，韩东与贺宏国均表明，在接到流调电话问询他们是否去过绥芬河时，他们都如实奉告对方自己曾在一月底去过绥芬河，没有隐秘行程。

2023年3月28日，监视居住到期后，贺宏国来到法院问询再审请求情况，被奉告“等音讯”。当晚，他接到了第三份监视居住告知

四年的刑期

开庭前，绥中县检察院联络韩东和贺宏国，让他们签一份“认罪认罚书”，当看到上面的量刑主张是“三年”时，韩东问，三年是缓刑仍是实刑，对方答复“实刑”。“我感觉有点多。”韩东提出质疑。检察官告知他，假如觉得刑期长，可以不签字。所以，两人都没有签字认罚。

10月中旬，绥中县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除了韩东和贺宏国，两家人谁都没能进入法庭。10月31日，绥中县法院下发一审判定。法院确定，两人未实行疫情防控相关规则对去过绥芬河市的行程进行报备。后二人均被确诊新冠肺炎，造成绥中县范围内很多人员感染，“结果特别严重”，依据流行症防治法规则，应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判定显示，韩东和贺宏国终究获刑4年，没有缓刑。

得知判定成果的瞬间，韩东和贺宏国都不敢相信，“判得太重了。”韩东说，本来以为最多也就判3年，没想到会被判4年。贺宏国乃至眼前一黑，还没走出法院，眼泪先出来了。

判定书关于“结果特别严重”的描绘是：绥中县183人被感染，7865人被阻隔，全县陆续划定34个封控区、管控区和重点防范区，启用阻隔场所61家，财政共支出各项疫情应急处置费用约1.55亿元。

对此，北京师范大学刑法研究所副所长彭新林以为一审判定量刑过重，适用法律过错。“假如真是他们引发的疫情，那必定有职责，但是否造成了特别严重的结果，是值得商榷的”。彭新林表明，两人的行为的确造成了严重结果，但谈不上“特别严重”，不能把“板子”悉数打在两个司机身上，“方方面面都有职责”。

得知贺宏国被判了4年，韩迎春背着家人，哭了好几天。她盘算着，假如老公去服刑，那她就出去打工赚钱。

韩迎春的主意还没来及告知贺宏国，14岁的女儿也流露出要外出打工赚钱的念头。她告知女儿，即便父亲去服刑，也要好好上学，赚钱养家的工作交给妈妈。

韩东和贺宏国没有上诉。“咱们担心上诉可能会被加刑。”

判定下发后，韩东和贺宏国一向没有被收监，“最初是由于疫情，铺开之后就没人管了。”韩东说。

2023年1月7日，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海关总署联合出台《关于适应新阶段疫情防控方针调整依法妥善办理相关刑事案子的告知》，指出目前正在办理的相关案子，按照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则，及时妥善处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处于被拘押状况的，各办案机关应当依法及时免除拘押强制措施；涉案财物被查封、扣押、冻住的，应当依法及时免除。

这个新规首要针对未审结案子。韩东和贺宏国一审没有上诉，判定现已收效。我国政法大学教授罗翔也撰文称，“命运给他们开了一个巨大的打趣”。罗翔以为，已然一审判定现已收效，告知的出罪规则就和他们没有关系。“我国刑法采纳的立场是以为既判力的效力高于溯及力，对行为人有利的法律不能溯及现已收效的判决”。

贺宏国贺韩东没想到，最初不上诉的决定会影响到过后。但他们仍递交了再审请求。之后，他们多次问询派出所和法院，得到的答复都是“让等音讯”。

再审请求没音讯，判刑又未收监，贺宏国觉着，监视居住的日子就像一向“悬着”

悬着的日子

绥中县是沿京哈高速去往东三省的必经之地，也是一个被卡车环绕的小县城。截止2022年6月，绥中县有运送车队150余家，货运车辆1.1万余辆，触及从业人员达1.5万余人，贺宏国和韩东就曾是他们中的一员。

跑车的时分，是贺宏国觉得最有盼头的日子。如今请求再审没有音讯，判刑又未被收监，被监视居住的日子让贺宏国的心一向悬着，“充满了不确定性”。

早年，贺宏国给他人开车，每个月拿固定薪酬。2019年6月，贺宏国和合伙人一起出资购买了一辆加挂卡车，花光了家里的积蓄，还借了不少钱。他的主意很简单，总给他人打工，不如自己买辆车，辛苦一点但能多挣一些钱。

“2019年货运市场的确火爆，工厂出货量多，卡车根本都在连轴转。”绥中县一家运送车队的负责人说，当年，有车的都赚钱了。

贺宏国的卡车跑的是固定线路，从南方拉蔬菜、生果到哈尔滨、沈阳等东北的城市。由于疫情，跑车的日子变得愈加辛苦。尽管总碰到下高速堵车、卸货等候等各种问题，但每趟车都能赚钱。

韩迎春也觉得家里的日子会越来越好。2020年中，为了让孩子有更好的学习环境，他们搬到了县城，先租了一套房子，打算存几年钱，再买一套房子。可钱还没存够，贺宏国先“出了事”。

2022年6月份，在合伙人的提议下，贺宏国卖掉了那辆占一半比例的大卡车。“假如不能出车，等于一向在赔钱。”他算了一笔账，除掉贷款，停车费、保险等各种税费，一个月下来的折损要五六千元。

谈及为什么不雇司机跑车，韩迎春说，雇司机会“赔得更多”。她算了一笔账，大车必须两个司机轮番开，一名司机一个月的薪酬9000元，加上吃住，两名司机要超过2万元的开支。这样一来，运费无法掩盖本钱，还得倒贴。

鑫浩源车队的黄司理曾帮贺宏国想过办法，只是司机们对这辆牵扯了“官司”的车多少有些忌讳，“没人乐意开，只能贱价卖了。”

韩东打算，只需改判无罪，马上就去出车。他不知道的是，本年货运职业变得更难做了，一些车主乃至雇不起司机。“货少了，运费低了”，黄司理说，往年一年能挣到十万，现在也就能挣六七万。司机的薪酬也从原来每天300元左右，降到了220元。

贺宏国与韩东现在最大的希望便是再审请求可以得到回复。3月28日一早，贺宏国从加碑岩的家里动身，前往法院。这一天，是他和韩东第2次监视居住到期的日子。他想去法院问一问，请求再审的流程走完了没有，监视居住到期该怎样办，“悬着让人很难受。”

当日上午10点，贺宏国到了法院，他再一次得到“去等告知”的音讯，“下午会有人联络。”下午6点左右，贺宏国和韩东接到告知，监视居住再一次被延长半年。

（为保护采访对象隐私，文中李伟、徐光为化名）